一
一些陳舊的說法持久地被用作新作品的包裝，比如“公路小說”。我愿意從善意的角度理解這種省事的做法：大概我們的想象很難超出歷史和文化給定的框架。
說來奇怪，每次聽到“公路小說”的說法，總是會想起余華很久以前的一篇小說《十八歲出門遠行》。小說里有個年輕人興致勃勃地出門上路——的確是一條公路，碰上些尋常的不靠譜的事情。小說篇幅很短，題旨含糊，不知道為什么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這是余華的處女作。我猜想，含糊的主題也許正是這篇小說的特別之處——和這篇小說里的年輕人比起來，上世紀80年代甚至1949年以來的一切青春，都顯得過于主題鮮明了。
當然，韓寒的新書《1988》更接近“公路小說”的意思。一個年輕人開著一輛老爺車，沿著一條風景嚴重雷同的公路前進，第一次投宿就遇上了一個懷孕的小妓女。由于從生育到撫養子女的成本眾所周知地高昂，小妓女深感在中國做一個未婚媽媽責任重大，誠懇地邀請年輕人光顧自己的生意——隨后的故事極其有趣——我不能用“荒誕”這樣的詞語來形容韓寒寫下的情節。他筆下的故事毫不荒誕，因為“公路小說”的特色在于面對而不是超越現實。
關于韓寒的寫作，說的人已經很多了。和他的小說相比，我更喜歡他的博客。他在博客里常常提到他的一位同學，這個同學沒能像韓寒那樣成功，而是在故鄉上海郊區過著普通的年輕人的生活，通過貸款買了房，騎著電瓶車在家附近的化工廠里上班。生活的壓力無處不在，無論從經濟還是政治的角度說，生在1980年后的年輕人的青春歲月，并不比他們的上輩人更自由。韓寒的諷刺是巧妙而尖刻的，這讓我想起已經很少被提起的一種文學傳統，一種關于青春的寫作。
二
自五四以來，文學已經改變了向來是“小道”“消遣”的命運。作家占領了文化領域的制高點，他們不但要追尋和探索人類情感的諸多變化，還參與實際社會問題的討論，表現出強烈的入世精神、變革意識，甚至改變了中國古典文學中源遠流長的抒情傳統。受過起碼教育的階層通過文學來了解現實社會。這種現實功能，在1980年代發揮到了極致，其時中國社會剛剛經歷了十年“文革”，被壓抑的一批文學創作者噴薄而出，他們忙著用各自的筆來回應剛剛發生的這段特殊歷史。其中知青一代人筆下壓抑的青春尤其醒目。
一系列知青作家關于青春的作品，在出版界和影視界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其原因不只是文學作品的稀缺，也在于關于青春的敘事永遠處于文學表達的中心。從浪漫的角度講，知青用10年的青春走完了“汗水和淚水、苦澀和艱辛、希望和憧憬”交雜的“蹉跎歲月”——這是作家葉辛的名言，而在另一位知青王小波的小說里，這10年純屬浪費。年輕人被喚醒的性在巨大的國家機器面前無能為力，社會和政治氛圍則誤導了他們的成長——盡管少數特立獨行之人——如王小波筆下的王二——找到了成長和自我發現的方式，但這種方法極其兇險。用他的一個著名故事（《一只特立獨行的豬》）說，那意味著要將自己暴露并保持在“手槍和火槍的連線之內”。不管我們如何評價他們的作品，知青作家在回憶往事時的分裂，是1980年代的時代氣氛的真實寫照：作家位于社會政治的一塊切面上，他的探尋——不管是針對人性之謎，還是針對歷史之謎———都代表了時代精神中最尖銳的一面。
當葉辛從下放地貴州（在離開之前，他已經成了該省級作協的負責人）回到上海——他的故鄉，一個努力重新恢復輝煌的商業中心，20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的發動機，時間已經到了1990年代。某種程度上，從那時候開始，上海就代表了20年來中國變化中最容易看到的一面：無處不在的物質繁榮，而生活于其中的人卻開始受到增長速度過快帶來擠壓和階層分化的壓力。
這也是1990年代中國大多數城市生活的一個縮影。這種壓力促使文學界做出了呼應現實的最后一次集體努力。但隨著1990年代中期“新寫實主義”的落潮，中國作家離開了舞臺中央，隨之而來的是一種精神上的內縮——他們日漸甘于接受自己趨向邊緣的位置。這次努力距今將近有20年時間了。20年來，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社會變化在人類歷史上都屬罕見，中國的作家卻在這段歷史面前表現得信心不足。“文學不再重要”，不止一次，作家們公然以這樣的說法回應讀者的期待。以書面語言描寫和調和人類感情的新形式并沒有發明出來，但顯而易見，中國作家失去了直面和評價現實的能力和雄心。
由此帶來的后果，我們不能指望從小說、詩歌和戲劇中重組過去20年的中國歷史，多年以后，當我們回顧這段歷史，也無法從其中去探尋中國人的心靈變遷。這種歷史的突然中斷讓人難堪。
三
到了1990年代末，在上海，年輕的作家重新開始對夜生活和性冒險感興趣——仿佛是1930年代的“新感覺派”一夜之間重新復蘇了一樣。對年輕一代的寫作者——他們曾被短暫地稱呼為“70后”，直到這種說法被“80后”所刷新——來說，至少在想象中，除了要承擔他們在文學上的野心和理想以外，寫作還要承擔他們證明夢想和自由生活的可能性的企圖。正是因為有一種生活方式的想象在滋生著這些文學青年。
當年被評論界一致贊賞的《糖》也好，或是遭詬病最多的《上海寶貝》也好，都能讓我們看到新生活景象。《上海寶貝》的文本是粗制濫造的，卻很投合媒體的需要，并且真的引領了一段青春寫作的潮流。通過無限放大自己的身體感覺，來實現對世界的簡化的本能愿望，有一度成了一種壓倒性的敘事姿態，在年輕女性作者中尤其如此。在她們的文本中，身體的欲望往往被夸張到了泛濫成災的地步。這給人一種印象：這一代人的生活已經陷到一個泥潭里去了，一會兒很著急地想要脫身出來，一會兒還有點戀戀不舍在泥潭里放縱的滋味。
衛慧那個關于“新新人類”的著名說明，之所以在吊起了許多人曖昧的胃口的同時，遭到了很多人的反感，其實不在她所列舉的特征，而是她得意洋洋的腔調，把這一代人塑造成了一個幼稚透頂又天生世故的城市怪胎。剝除掉衛慧習以為常的過多的夸張，他們的作品中經常出現的自憐自戀的情緒，和在城市生活中的幻滅心情，其實是許多“70后”共同的慣常形象。很多“70后”對城市極盡冷嘲熱諷之能事，破口大罵也不乏其人。小市民庸俗的溫暖，新興的“中產階級”收拾得干干凈凈的頭臉，官僚階層故作正經的嘴臉，成功商人在他們看來似乎和商業成就成正比的愚蠢程度，都是“70后”不遺余力反對平庸的絕好標靶。而大城市里可能出現的迷失，在陌生的消費人群中體會到的孤獨，動蕩不安的租賃生活，他們自我認定為城市里的波希米亞人——你看，這又是個我們的想象無法超脫歷史和文化框架的說法——不管怎么樣，這種自我認定安慰了城市生活者那急需安慰，但是卻無法為別人所安慰的狂躁的心。
如果和那些把城市生活當做無所不在的性冒險的小說相比，可以明顯看到它們與生于1950年代的知青作家筆下的青春的分裂。同樣是講述一個女孩子和老外的婚姻故事，王安憶的《我愛比爾》中，阿三握著那個帶血的處女蛋時，她不可克制的淚水，與《上海寶貝》中對朋友的外國丈夫的欲望顯然是不一樣的。敘事者在《我愛比爾》中是一個旁觀者，她目睹了悲劇。王安憶已經預知了一個充滿淚水的結局，并且表達重新尋回尊嚴的可能。“70后”的敘事者不會把敘事與尋找尊嚴的事實聯起來。在她們看來，這樣一個無規則的生活本身已經與道德脫離了關系。何況，就算這一事實與道德有聯系，那又怎么樣？“所有的光明都在你的身后。”衛慧自嘲地說：“我背后的亮光不能夠照亮我的生活。”“70年代后”從根本上摒棄了來自背后、反思的、已經過去的光明。
四
在韓東和他的朋友主持文學期刊《芙蓉》時，有一個欄目叫“重塑70后”。其中發表過一篇題為《情變》的小說，講述了讓一個摩梭族的少女受大城市的誘惑來到上海后，讓這個大城市里不健康的、充滿了曖昧氣息的瘴氣去熏染她。把她身上的自然生命氣息物欲化，把她自由的性子規則化。讓天性本就比一般人來得更自然的摩梭女孩，在大城市的氣氛里變得世俗、令人厭倦。這個故事的主題非常老套，在葉辛的《上海日記》里同樣被表現得淋漓盡致。走出貴州大山來到上海的青年全小良、孫世杰、苗杉們，無論男女，是大學生還是打工仔，當他們一腳踏進大都市時，其中發達的景象、時髦的男女、莫可名狀的神秘氣息一下子就抓住了他們，他們下決心要在這片土地上找到自己的安身之地。內心向上流動的渴望、現實生活的艱難、對自己的不自信、對已經落腳的人的羨慕，都在左右著他們隨時滑向人生的暗道。當他們把經濟落后、人際關系簡單的鄉村生活經驗，拿到紛落復雜的大城市時，才知道這之間的差距有多大，于是有人瘋了、有人被騙、有人坐牢。
“70后”中善于自制和早熟的代表人物是朱慶和。在他的短篇小說里，這個1973年出生的家伙把小人物才會遭遇到的破滅與荒唐表現得淋漓盡致。他的作品總讓我想起朱文的小說。
在社會轉型期的混亂的世界中，這種年輕的小人物的悲劇日益普遍，社會學家傾向于將其作為國家現代化過程中應該付出的代價，然而往往忽視其中人性遭到現代化車輪無情踐踏和扭曲的事實。事實上，如今在上海的大小公園，每天都能聽到成群的中老年人唱紅歌——很多人都是當年的知青。到底是一種復蘇的美學精神在彰示自己的存在，還是他們在通過觸及身上隱隱作痛的青春的烙印，以探尋一種存在感呢？知青筆下的青春已經隨這代人的老去而漸趨成為往事，那么王小波那種尖銳、巧妙的文字，是否更能獲得經久不息的生命力呢？和王二相比，和小丁相比，和朱慶和筆下的青春故事相比，那些以展示放浪形骸為主旨的小說——不管他們出自哪個年齡層的作家相比，總顯得相對幼稚和天真。
隨著21世紀最初10年的經濟繁榮，年輕人在面對現實時的挫敗感被轉移了，用尖刻的方式面對尖刻的現實突然變得尷尬起來，好像那是一種過時的東西。我印象中只有韓寒還在持續地寫作這個主題。一些機巧的做法也就應時而生。作家和文學愛好者開始低齡化，文學變成了一種青春期的短暫現象，出版商也樂意推動這種青春文學的潮流——不僅有可觀的利潤，而且可以遠離現實，避免可能的麻煩。我不愿意把郭敬明和韓寒對立起來——他們屬于完全無法對比的事物，盡管他們的寫作都可以劃入青春書寫的范疇。獅子和獵犬都有自己的青春，但他們卻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上——這取決于他們的觀念，而非時間和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