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女學者阿扎爾•納菲西從海外歸來到祖國伊朗的大學中任教西方文學課程，卻正好遇到伊斯蘭革命，她所選用的《洛麗塔》等經典西方文學作品均為政府明令禁止的篇目；而在生活上，她也不滿于政府對于女性穿著與行為的種種限制。就在革命最激烈的時期，作者還是堅持自己的自由思想，并在秘密組織的晨間與晚間的秘密讀書會上引導她的學生們體會這些經典作品。
在政府的高壓下，甚至是警報聲的伴隨下，這些對于作品中人物與命運的討論讓她的學生們愈發領悟到自由與自我的意義。她和她的學生們秘密而堅持的反抗，在政府強制要求女性戴面紗著黑袍的時候，私下悄悄地化妝、涂指甲油，她們有自己的夢想和追求，期盼著美好的未來。在面紗和黑袍的束縛下，卻藏著她們五彩繽紛的夢。而閱讀，則是她們作為個體的最后也是最不能放棄的堅持抗爭、追求自由的方式。
一
我請讀者想象我們正在德黑蘭讀《洛麗塔》：這部小說敘述一個男人為了占有、俘虜一名十二歲少女，間接導致她母親夏洛蒂死亡，并將她當成禁臠長達兩年。讀者可能不解，為何是《洛麗塔》？為何要在德黑蘭讀《洛麗塔》？
我想再次強調我們并非洛麗塔，當權領袖也不是亨伯特，伊朗更非亨伯特所謂的海濱公國。《洛麗塔》不是對伊斯蘭政權的批判，但它反對一切極權思想的本質。
讀《洛麗塔》最先令我們震撼的是——其實那也在第一頁——洛麗塔居然以亨伯特造物的形象，呈現在我們眼前。我們對她只有驚鴻數瞥，他告訴我們：“令我著魔的不是她，而是我自己創造、另一個想象出來的洛麗塔，也許比洛麗塔更真實……沒有意志、知覺，缺乏真正的生命。”亨伯特鉗制洛麗塔的第一步是替她取一個反映他內心欲望的名字。就在第一頁，他預示她于不同情況下的各種名字，“羅”、“羅拉”，以及他懷中永遠的“洛麗塔”。我們也得知她“真正”的名字是“桃樂莉”，即西班牙文中“痛苦”之意。
為了重新創造她，亨伯特必須抹煞洛麗塔真實的過去，代之以他自己的版本，將洛麗塔轉化為他年輕時失去的舊愛，安娜貝•李。我們認識洛麗塔是間接透過亨伯特，得知她的身世，也是透過她的敘述者／侵犯者的過去或捏造的過去。這就是亨伯特自己與許多批評家所謂的亨伯特對洛麗塔所作的唯我化。
然而她有自己的身世，縱使亨伯特抹煞她的過去，企圖孤立她，我們仍不時瞥見那真實的過去。這片段的匆匆數瞥，在納博科夫的技巧處理下，與亨伯特對過去全方位的耽溺相對照，更為顯著。洛麗塔身世堪憐，父親過世，弟弟兩歲夭折，如今母親也離她而去。如同我的學生，洛麗塔不但失去過去，也缺乏過去，成為他人夢想中捏造的產物。
在某一方面，伊朗的真實過去在竊據者的眼中仿佛不存在，就像洛麗塔真實的身世在亨伯特看來已幻化于無形。洛麗塔的身世、欲望和生命以相同的方式消失，在亨伯特渴望將一個十二歲的野丫頭變成情婦的妄想面前，必須黯然失色。
一想到洛麗塔，我就想到那只被釘在墻上、半死不活的蝴蝶。蝴蝶并非顯著的象征，但它的確暗示亨伯特以同樣的方式困住洛麗塔；他要她這活生生的人變得動彈不得，要她舍自己的生命就他給的靜止生命。在讀者心目中，洛麗塔的形象永遠與禁錮她的人相連，獨立的洛麗塔不具意義；唯有透過牢籠的欄桿，她才有生命。
這就是我閱讀《洛麗塔》的角度。我們于課堂上一再討論《洛麗塔》，討論中融入了學生深藏的憂傷與喜悅。就像信紙上的淚痕，這一次次深入內心隱私的嘗試，逐漸改變了我們對納博科夫的討論。我更常想到那只蝴蝶；使我們緊密相連的，正是囚犯與獄卒間這份反常的親昵關系。
二
我用大日記本作課堂筆記，這些日記本幾乎都是空白的，只有周四洋洋灑灑，偶爾越界寫到周五、周六和周日的字段。離開伊朗時，日記本重得帶不走，于是我撕下有字的頁面，亦即此刻擺在我面前這些破損不全、難以遺忘的日記內頁。有些潦草的字跡和注記我已看不清，不過頭幾個月的筆記倒是相當整潔，多半是我上課討論期間的觀察心得。
上課最初幾周，我們的閱讀討論按照我井井有條、近乎正式課程排出的作品順序。一位朋友將她為女性研究課程設計的題目寄給我，我根據那些題目預先準備了整套的問題要問學生，目的在誘發她們自己的想法。她們行禮如儀地回答了問題——你對母親有何看法？列出六種你最欣賞和最討厭的個性。你會用哪兩個詞匯形容自己……她們寫下了本份的答案，給這些單調的問題回以單調的答復。我記得瑪納刻意為自己的答案添加個人色彩，就“你覺得自己的形象如何？”她的答案是“我還沒準備好回答這問題”。她們都還沒準備好。
從一開始我便作筆記，仿佛替實驗作記錄。早在聚會舉行一個多月后的十一月，我即寫道：“蜜德拉：‘別的女人說生孩子是她們的宿命，好像她們注定非生不可似的。’”我補充道：“我的丫頭中有些人對男人的氣憤比我還激烈。她們全都想獨立，認為找不到配得上她們的男人。她們覺得自己已長大成熟，但她們生命中的男人卻還沒，男人根本不用腦子思考。”十一月二十三日：“瑪納：‘我害怕自己，我的行為和才能和周遭的人都不一樣。別人讓我害怕，我害怕自己。’”從頭到尾，我發現她們對自己都沒有清晰的概念，只能透過別人的眼光去看自己、塑造自己，諷刺的是，那些人正是她們所不屑的人。我在“愛自己”、“自信”這些字底下畫了線。
在討論作品的過程中，她們才會放開自己，放縱情緒。小說是逃避現實的管道，我們可以贊嘆它的美麗與極致，暫時拋開自己身邊有關訓導主任、大學與街頭道德糾察隊的煩憂。我們以若干純真的心情閱讀這些書，完全脫離自己的背景與期許，就像艾麗斯不顧一切追逐白兔，跳入洞中。這份純真產生了正面的效果，少了它，我們恐怕無法了解自己有多么不擅表達的意見。不可思議的是，我們所遁入的小說世界，最終卻引導我們質疑挑戰我們所處的現實，這是我們一直以來無力說出口的。
我的丫頭們所屬的新世代知識分子，和同我一起成長、與我有所往來的上一代作家、學者并不相同，她們對意識形態或政治立場不感興趣，反而對大作家的作品抱持一份純真的好奇與饑渴，這些作品遭當政者與革命學者攻訐非難，多數被列為禁書。和革命前的時代不同的是，如今“非革命作家”、正典的代表人物，才是年輕一輩所歌頌的：亨利•詹姆斯、納博科夫、吳爾芙、索爾•貝婁、奧斯汀與喬伊斯備受尊崇，他們是那禁忌世界的使者，在我們手中，那禁忌的世界可能變得比過去、甚至未來，更加純粹輝煌。
就某方面而言，對于美的渴求，與“事物的扭曲形態”抗爭的本能沖動，將抱持各種不同意識形態的許多人，聚集至我們所通稱的文化。這是意識形態使不上力的領域。
我寧愿相信這份熱情代表某種意義，代表德黑蘭正彌漫著一股雖非春風、但也算和風的氣息，而春天的腳步應不遠了。我緊抓著一陣持續、但克制住的微弱興奮不放，這令我憶起在德黑蘭讀《洛麗塔》的感覺。我仍可從昔日學生的書信里感受到它，盡管缺乏工作或安全感的未來和脆弱虛偽的現在令他們彷徨焦慮，他們在信中依然念念不忘對于美的追求。
